鲁迅先生在世时，每个月都会给家里寄钱，确保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的生活不受影响。这一习惯从未间断，持续了几十年。直到1936年10月19日，鲁迅因病去世，生活发生了巨变。
朱安本想亲自前往上海处理丈夫的后事，但由于婆婆鲁瑞年事已高、身体虚弱，无法离开家，朱安最终无法成行。鲁迅的后事只能由二房许广平来处理。对于许广平来说，刚失去挚爱的丈夫，又独自一人承担起这些重任，无疑是非常沉重的。
鲁迅作为文坛巨匠，他的葬礼自然不可能草草了事。在蔡元培、沈钧儒、茅盾等朋友，以及鲁迅的两个兄弟周作人、周建人的帮助下，成立了一个13人的治丧委员会，圆满地处理了鲁迅的后事。
朱安与鲁迅结婚多年，夫妻一直是聚少离多，她甚至未能在丈夫临终时见上最后一面。鲁迅去世后，朱安心中的悲痛和怨愤渐渐显现出来。她把鲁迅视作自己的一切，但长期被丈夫冷落，内心的孤独与不满，终于在这时爆发。
展开剩余76%在鲁迅去世之前，朱安的生活并不艰难，因为丈夫每月都会按时寄生活费给她。可是鲁迅去世后，二房许广平继续承担起这份责任，每月将生活费寄给朱安，直至鲁瑞去世。此后，朱安再也没有收到这笔钱。失去了经济来源，朱安不得不想方设法维持生计。然而，朱安一生未曾工作，始终在家照顾婆婆，如何能找到赚钱的办法呢？
在生活困窘的情况下，朱安决定出售鲁迅生前的藏书来维持生计。这个消息一传出，文化界哗然，许多人不理解朱安为何会如此做，认为她根本没有资格处理鲁迅的珍贵藏书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这个想法其实是周作人提出来的。
当很多人上门劝阻时，看到朱安的贫困生活，他们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。朱安的生活艰难至极，每天只能吃两顿饭，吃的是腌萝卜和稀饭。虽然大家都劝她不要卖书，但这些话语让朱安的心情更为沉重。她终于忍不住道出了压抑已久的情感：“我也是鲁迅的遗物，你们也得保护我呀！”
那时的朱安已经66岁，丈夫去世，婆婆也去世，失去了所有的精神依靠，她的孤独与痛苦可想而知。事实上，朱安一生中，唯一真正关心她的人就是婆婆鲁瑞。
根据当初的安排，许广平每月应负担40元给朱安和鲁瑞的生活费，而周作人负责50元。然而，实际情况是，只有周作人按时给了朱安50元，生活仍然捉襟见肘。战争年代，物价飞涨，这些钱根本不够用。婆婆时常让朱安去借钱，最终积累了4000元的债务。
鲁瑞临终时，再三叮嘱周作人，要继续每月给朱安50元，并劝她收下这笔钱。尽管如此，朱安的生活依然困苦。她年纪已大，又需要佣人照顾，还要偿还债务，生活越来越艰难。
战乱加剧，物价暴涨，朱安决定听从周作人的建议，卖掉鲁迅的藏书来应急。得知此事后，许广平立刻联系朱安，表示不可以卖掉这些书，并寄了一笔钱来帮助她。
许广平在信中解释，由于战乱和其他困难，才导致她未能按时寄钱，并表示十分抱歉。社会各界得知朱安的困境后，纷纷表示愿意捐款捐物，但朱安并没有接受陌生人的帮助，她只接受了鲁迅生前朋友们的捐赠。在写给海婴的信中，朱安明确表示：“宁自苦，不愿苟取”，她宁愿自己过得艰难，也不愿接受外人的施舍，坚守丈夫的名誉。
最终，朱安于1947年6月29日去世，享年66岁。她去世时，身边孤零零，甚至连一个人陪伴。她原本希望能够与鲁迅合葬，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，最后她被埋葬在保福寺外，墓前没有任何碑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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